学与历史学方法虽然各有侧重，但二者都必然需要面对和处理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材料。在这一过程中，二者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传统的比较史学中塑造出了比较历史分析这一系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文希望通过对比较历史分析方义与特点，起源与发展，适用条件、研究设计、操作流程及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探讨，系统地介绍这一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实践中的分类应用及优劣势。同时，本文也希望透过对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介绍，探讨新兴研究方法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在面对同一主题、同一材料时相互融合的可能径。
学与历史学有着不同的研究原则。学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其活动与活动的后果之间都存在某种前后相继的关系，因此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就具有某种运转的客观规律。而通过对前者关系的分析，就能使后者的运转规律得到呈现。因此学更加侧重于通过理论建构来进行关系的确定和规律的抽象。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人类活动本身就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个人在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行为，无论行动者的主观意愿如何，都会自然而然地包含多个层次与多种面向。因而历史学更加强调通过对史料的考察与辨析，还原历史人物、事件、思想观念本身丰富的层次与内涵。
虽然在研究志趣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但学与历史学仍然会在许多问题上结伴而行。因为首先，即使注重抽象的归纳和理论的建构，学所面对的依然是人类活动的轨迹，这就使得学与历史学在研究对象上并无二致。其次，学既然注重推论，那么在分析当前人类活动时就必然会执果索因，向历史追溯，寻求链的起点。这与历史学“将现实作为历史链条中最后、最清晰的一幅图画”的思维是不谋而合的。再次，学如若希望了解人类活动的整体规律，那么就必不可能放弃人类漫长历史中的经验材料。史作为历史学的主要传统之一，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和丰富的经验，二者都可以为学研究提供的支撑。最后，由于历史不可重现，对历史经验材料的考察必须借助人类活动留下的各种记录材料。这些材料出于主观的遮蔽和修改或客观的局限和散佚，常常无法呈现出完整而真实的内容。因此学在分析历史经验材料时，经常需要借鉴历史学的思维与方法。
在现当代学中，就融合历史学方法与思维而言，比较典型、成体系的应属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lism）。历史制度主义常常也与历史社会学并称（historical sociology），由于使用这一方法的学者本身即横跨多个学科，因此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也常被用来相互替代。而如果说历史社会学更接近一种学科，历史制度主义更接近一种理论，那么从其衍生出来的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简称CHA）则更接近一种实际的研究方法。正如马霍尼与鲁施迈耶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都能在相当程度上包含比较历史分析。但历史社会学同样还包括诠释学与后现代的研究。而虽然所有比较历史分析的都能被归类于历史制度主义，但不进行系统比较（systematic comparison）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则不能算是比较历史分析。因此本文主要介绍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
根据第一代比较历史分析代表学者斯考切波的理解，比较历史分析本身是属于比较历史研究（comparative history）的一个分支。因此她对比较历史分析的理解可以简单归纳为比较+历史，即历史案例之间的比较。即通过将同一问题放到不同的历史案例中进行检验，来证明或证伪某一观点，从而推动理论的调整与修改。随着数十年的发展，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出现了许多进步，学者们对这一方法的理解也得到了深化。马霍尼与鲁施迈耶就曾指出，并非所有将历史案例和历史模式进行比较的研究都应归入比较历史分析的范畴。过于泛化的定义并不会有利于这一方法本身的发展。他们认为，虽然比较历史分析并没有一个准确、清晰的理论定义，但比较历史研究这都会使用一些共同的方法来研究和社会。因此他们提出，应该将比较历史分析定义为“一种专注于研究时间过程和新概念的理论指向。它致力于解释制度变迁与延续的不同模式。它是一种理解社会网络的新径，也是一种将微观倾向和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联系起来的最新策略。”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的兴起，学者们对比较历史分析的定义，特别是从方法角度的定义再次得到细化。西伦和马霍尼将比较历史分析定义为“一种研究径。它专注于宏观的结构性解释，强调深入的案例分析，并且关注的过程及其时间维度”。他们指出，“比较历史分析包括研究与径依赖的最新作品，包括新的研究能动性与关键节点的概念和方针，以及研究制度变迁的全新理论指向。特别是包括研究正式制度安排与制度连续性表现之下进行的变迁。”总结来说，可以将比较历史分析归纳为：一种通过对历史案例，特别是案例时间与过程维度的深入分析和比较，从宏观结构的视角制度变迁的动因、过程与结果的研究方法。
归纳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关键在于确定哪些部分是这一方法所独有，哪些部分则是与其他方法所共享的研究思维。因此归纳起来，可以认为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在进行研究的四个主要步骤——确定问题和研究视角、选择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考察和归纳建构理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1）确定问题和研究视角。比较历史分析始终关注宏大问题（Big questions），并尝试以宏观结构的视角来解读这一问题。因此虽然比较历史分析中会应用很多质性研究和描述方法，但这并不是它的你特征。
（2）选择研究案例。社会科学研究中各种方法都可能选择宏大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于比较历史研究来说，其典型特征是还需选择一系列恰当的案例进行对比分析（juxtaposition）。换言之，比较历史研究并不寻求普遍的理论和知识（general theory and knowledge），而只是致力于证明案例间的相似规律。因此比较历史研究是一种中观研究方法。
（3）分析考察案例。比较历史研究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更加强调的过程及其时间维度，无论是原因、结果还是过程，如果加入了时间变量，都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因此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和时间分析（temporal analysis）是比较历史研究的核心思维方式。
（4）原因归纳和理论建构。比较历史研究为推动社会科学的“”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也恰恰是它的核心特征之一。比较历史分析反对线性观，它致力于原因和结果之间复杂机制的黑箱。它认为原因的组合，原因的时间要素（发生时间与次序）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比较历史分析常被应用于深度的案例分析，以及对宏大问题、重大事件、重要过程的解读。因为比较历史分析者认为，学并不仅仅应该局限于微观层面精巧的理论建构，而是应该为时代的重大问题作出回应，并从学的角度作出解读。大量案例间的比较，案例内与案例间规律的归纳，以及规律的积累，一方面能进一步加深人类对自己行为与活动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会为人类将来的行为与活动起到作用。由此可见，比较历史分析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具有三方面的优势。其一，比较历史分析能对真实的历史事件作出解释，回应社会的重要关切；其二，比较历史分析能更好地分析案例中复杂的、结构性的关系和规律；其三，因为比较历史分析内部效度较高的研究，它往往也具备某种为社会科学提供议程设置的能力（Agenda-setting work）。
相对的，比较历史研究由于更偏向于小N数比较，追求案例内及案例间的内部效度，因此其外部效度相对有限，面对大N数的研究材料就会比较无力。同时，比较历史分析因为同时希望兼顾微观层面的分析和宏观结构的归纳，希望融合学与历史学的长处，因此它也同时受到来自学与历史学两方面的质疑。学家一方面认为，比较历史分析所采用的小N数比较本身就具有先天缺陷，有限的案例并不能归纳出可信的关系(Goldthorpe 1997; Lieberson 1991, 1994, 1998).。另一方面他们则指出，由于比较历史分析的案例选择有限，因此案例选择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相对于其他方法也会非常之大。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定量研究和比较研究之间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来自历史学方面的质疑则是在于，比较历史分析本身的“历史要素”更多是一种“历史思维”，而与真正历史学考证辨析史料的研究方法相去甚远。这就会导致大量二手材料的运用实际上并不能起到还原案例真实、完整、客观形态的目标。
根据几位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如果不论比较方法本身的悠久历史，那么仍然可以认为它直接上承19世纪马克思、托克维尔、亚当·斯密的学术传统。当代比较历史分析更为直接的学术传承来源于20世纪初布洛赫、费弗尔所采用的比较历史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一直在学主流研究方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逐渐开始受到来自行为主义理论的挑战。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开始逐渐从制度转向个人，强调个人的观念、行为、态度、选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对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总结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历史制度主义兴起的时间基本重合。制度的作用开始重新得到重视。学者们意识到，个人不可能脱离制度存在，且制度本身也会塑造人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注重结构分析和时间维度的研究引起了社会科学学界的广泛关注。
9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化程度日益提高，量化研究、选择、博弈论、文化研究等方法都纷纷开始对比较历史研究提出挑战，质疑其注重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缺乏可信的逻辑和牢固的基础。为应对其他研究方法的挑战，比较历史分析学者开始研发与引入更加科学的分析方法。在此期间，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模糊集（Fuzzy-set analysis）开始出现在相应作品当中
21世纪10年代，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化，数据开始日益变得触手可及。人类社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获取、分析渠道及数据基础。因此大数据研究与计算社会科学开始兴起。比较历史分析的作用再次受到质疑。对于这样的挑战和质疑，比较历史学者始终了它在分析复杂方面的能力与优势，并且进一步完善这一方法在过程追踪、时间分析方面的方法与工具。
根据斯考切波的总结，比较历史分析，究其本质就是比较研究+历史研究。因此无论是密尔总结的比较研究方法，还是历史学悠久的传统都能为其提供理论支撑。但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属，比较历史研究中的“历史维度”或“历史要素”实际上更类似于一种“重视时间变量”的历史思维，而不是源自于历史学本身的史料考据与辨析方法。根据历史制度主义代表学者皮尔逊的总结，无论是历史制度主义还是比较历史分析中的“历史”，实际上可归纳为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发生次序（sequencing）、事件（event）、持续时间（duration）、发生时机（timing）和意外后果（unintended outcomes）七个方面。
由此可见，无论是相对于比较方法还是历史学方法，历史制度主义与比较历史分析都具有更强的亲缘性。实际上，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历史制度主义相较于广泛的比较方法和悠久的历史学，都能为比较历史研究提供更准确、更直接的支撑。
历史制度主义本身是社会科学中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中的一支。出于对选择和文化论的质疑，它提倡重新探讨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变迁看作是在既有制度结构约束之下各种行动者斗争而产生的结果。根据何俊志的总结，选择理论强调个体是经济人，文化论则认为人的行为由他所处的文化背景所决定，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人的行为并不确定，而是随着事件变化。而在新制度主义当中，历史制度主义又与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相区别，在行动者本身的认识方面强调其反思能力，同时也强调其所处既定制度结构和规范的约束；在行动者对自身利益的认知方面，强调这一认识取决于对利益本身的解释和行动者所处的背景；在对过程的认识方面，强调任何一种制度变迁的方案实际上都受到制度结构本身的塑造，同时行动者本身的偏好与目标也会受到制度的约束。
如前所述，比较历史分析具有解释真实历史事件、分析复杂的关系提供议程设置三方面的优势，因此可以认为，比较历史分析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更适用于三种情况。
斯考切波认为，比较历史分析始终关注一些事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命题，例如、教演化、发展、经济现代化、集体、帝国兴衰等等。它始终致力于为一些宏观问题提供历史性的解答。近年来比较历史分析所关注的问题包括欧美福利国家的发展问题，亚、非、拉美、中东的国家形成和国家建构问题，经济发展、工业政策、种族和民族关系、国家认同、性别与妇女、与国家体制、第三世界发生的原因和影响等问题。界定宏大问题的标准应该是被人类社会为对历史发展造成了根本影响。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除了方法本身的优势之外，比较历史分析大量既有的研究也能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积累。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制度变迁主要发生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体现为某些重要事件和过程。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这类重大事件和过程往往为数极少且难以复制。这就会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不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会成为闭门造车的思想游戏；如果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难么它们本身就极为罕见，且很难再现于其他国家、地区甚至历史时期。因此从这些事件所归纳规律、所建构理论的普遍性就很容易遭到质疑，且很容易陷入特殊主义的泥潭。因此如果研究者选择不绕开这些重大事件，就必须不断完善一套相对科学的方法来予以应对。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实际上就始终在致力于为这类特殊事件的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工具。
正如历史学者的理解，人类社会中的任何重大事件与重要过程常常都会包含多方行动者。而由于个体身份的多重层次与多种面向，由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多种领域的广泛联系，由于行动时观念、目标、方案的强烈个人色彩，使得多方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及其后果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对事件的线性解释经常会面临过度简化的。这一体现在真实的历史中就会表现为同一原因引起了不同后果，或者完全不同的原因却引起了同样后果。因此在分析重大事件，特别是社会变革时期的重大事件时，比较历史分析就能为研究者提供一种相对清晰的分析框架，以避免创造出过于综合、抽象，难以解释具体案例的非历史概念和命题（ahistorical concept and propositions）。
比较历史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将历史学方法融入学研究的代表，因此它本身也是一种介于学和历史学之间的研究方法。换言之，比较历史分析既追求关系的分析与对规律的总结，也追求对人物、事件、过程、思想观念的还原。因此相对于学研究，比较历史分析不追求普遍性的理论建构，只是强调几个典型案例间的相似规律。而相对于历史学研究，比较历史分析则不限于单个案例细节和全貌的还原，而是希望通过案例间比较，还原数个案例之间共同的结构性特征。可见，在比较历史研究内部，始终存在着从理论到案例之间的距离，从宏观结构与微观描述之间的张力。斯考切波根据这样的距离和张力，将比较历史研究大致归纳为三种径，即理论验证（Parallel demonstration of theory）、情境比较（Contrast of context）和宏观原因分析（Macro-causal analysis）。
第一种径是理论验证，也可翻译为平行的理论比较，亦即在不同的案例中验证理论本身的有效性。对于这种径而言，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案例只是验证理论的工具。因此宏观的理论归纳在这种理论中居于首要地位。显然，对于理论验证径来说，最重要的是寻找并确定一些已经被抽象出，并且比较为学界所接受的理论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前提条件。之后，再寻求一些符合理论的假设与要求的历史案例。最后将理论放入不同的案例中进行比较。这一径的优势在于能加深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并且能在一定范围内完善理论，弥补理论在各种变量控制方面的疏漏和不足。但它的劣势在于，正如斯考切波指出的那样，历史案例并不能证明（validate）理论，而只能阐释、说明、修饰（illustrate, clarify, refine）理论，使之更加精巧，而在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相当有限。
第二种径是情境比较，亦即旨在证明，不同的历史都具有其独特性，而正是这样的独特性影响了社会进程和发展方向。对于这种径而言，历史案例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的目标，宏观理论反而退居次席。因此这种径更加强调微观的案例分析。在这一径中，理论主要体现为韦伯所说的“理想形式（ideal type）”，即控制了各种变量之后所抽象出的一个并不存在的历史过程。它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而存在，以便于使用情境比较的研究者更容易发现不同历史案例及其过程中区别于理想形式的独特之处。这一径的优势在于能呈现出不同历史案例多个层次、多种面向的大量细节，展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实。但不难发现，即使是专注于案例分析的情境比较径，本身也常会预设一种“理想形式”，这就使得研究者很容易将许多自己潜意识中的态度、观念、思维方式带入历史案例当中去。这样一种“准论证”（quasi-explanatory arguments）往往使得案例分析反而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同时，由于这一径注重案例的阐述，因此其自变量与因变量往往都很模糊，行动者之间也不存在清晰的结构性关系，因此在归纳理论时的能力也相当受限。
第三种径是宏观分析。这一径主要用于寻求宏观结构和过程层面上的原因。这种径对待历史案例的态度居于上述二者之间，它既强调必须重视案例之间的差异，又强调不同时间与空间的案例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共同的问题；既强调要超出单一和相似案例来分析共同规律，又强调必须选择有限的案例来进行研究。宏观分析的径努力在理论和案例之间建立联系，也努力将微观的案例分析融入宏观的规律总结框架。这一径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中观理论，即只适用于有限案例的规律。它的目标是通过有限案例的规律积累，逐渐向一种适用于更多案例的理论过渡。但由于案例的有限数量，对规律总结的精确度、复杂度、全面程度和深入程度都有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宏观分析径的重点在于只选择有限的几个案例，但必须对案例进行精心挑选，同时对案例内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这一径的优势在于兼顾了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使得理论并不是单纯的逻辑推演，而是从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归纳而来。对于经验科学而言，无论是它的理论信度或是案例的真实性和细致性都能得到保障。但这一方法的劣势在于，它对研究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宏观分析径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对理论非常熟悉，而且在案例选择方面具有宽广的视野，因为这一经的案例选择并不局限于同一时空或同一地域，而是更加注重不同案例中所包含的同样的问题。除此之外，它还要求研究者对不同的案例本身具有相当的了解。否则就既不容易发现不同时空内包含同一问题的案例，也不容易发现相似案例中所存在的差异。
比较历史分析的有效性问题主要取决于对它与宏观理论之间关系的认识。无论是理论验证、情境比较还是宏观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的三类径都要求研究者只选择有限案例进行探讨。因此总体而言，比较历史分析的外部效度是比较有限的。在使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1）比较历史分析的结论不可轻易推广到其他案例。换言之，比较历史分析所归纳出的关系和规律，无论多么准确、深刻，都是适用于所选案例之间的。一旦案例发生变化，就意味着与规律所处的时空情境、发展次序、要素组合都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研究者对案例重新进行探讨，而不是仓促而盲目地将理论直接应用于其他案例，甚至上升为宏观理论。比较历史分析重视内部效度，重视案例内和案例间的与规律，直接将其结论应用于更大范围无疑是其初衷的。
（2）比较历史分析的结论不可替代宏观理论的建构。对于比较历史分析，摩尔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指出，这种研究的目标就像是要绘制一张大比例尺的地图，为飞行员飞跃一片作为参考。斯考切波则补充到，这样一张地图，无论再精细，也不能无所的使用，就像飞行员不能拿着洲的地图飞跃其他大洲一样。宏观理论由于其大N数的材料支撑或高度抽象的逻辑提炼，往往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这是比较历史分析难以实现的。因此比较历史研究者也应广泛接触宏观理论，为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提供指导。
虽然比较历史分析的结论不可替代宏观理论，也不可盲目推广到其他案例，但研究者仍然可以用比较历史研究来验证宏观理论。比较历史研究的三种径，或多或少都会与宏观理论产生联系。而且这三种径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排他的，研究者完全可能同时使用2种、甚至3种径。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比较历史三角来描述：
图中的C即是案例（case），如图所示，在比较历史研究发展的过程中，既有学者偏好于某一种特定的径，也有学者同时采用2种径。研究者可按照宏观理论和历史案例两个维度来设计自己的研究。
在单一径选择中，如果（1）更加重视宏观理论，且可知的案例间差异不大，则可选用理论验证径。这种径一般被应用于理论刚刚得到建构，尚需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且已经对变量作出较好的，研究者在选择案例时基本不会出现重大差异的情况。（2）更加重视历史案例，且宏观理论的建构尚不完备，则可以选用情境比较径。这种径一般被应用于尚未出现宏观理论，只是提出研究问题，且案例之间差异比较显著的情况。（3）存在宏观理论，且已同时掌握相似和差异案例时，可选用宏观分析径。这种径一般要求已经归纳出某种关系或规律的雏形，同时又能发现可用的案例中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又共同面对一个问题的情况。
在多径选择中，如果（1）研究者已经有明确的观点和假设，希望得到检验，则可同时选用理论验证和情境比较径。此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观点先行。理论验证径中的观念即是宏观理论。而即使在情境比较径中，按照比较研究的基本要求，也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带着明确的问题、议题或假设来进行比较，否则就成为了皆可比较，失去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将这两种径结合的方法即是分别探讨某种宏观理论在各个案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同时也需注意说明各个案例的特殊情况。（2）研究者侧重于寻求原因和解释，希望建构某种理论，则可同时选用宏观分析和理论验证径。此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归纳和规律总结的重视。理论验证追求对宏观理论的完善。而宏观分析虽然更加强调案例内及案例间与规律，但这一径的根本目标依然是建立一种、可信的机制。将这两种径结合的方法即是首先进行案例分析，并对比各个案例之中原因导向结果的机制差异。在对比之后，仍需注意是否已有宏观理论能加以概括，或稍作调整之后即可使用。（3）研究者侧重于历史案例的直接比较，及其特殊情境和历史传统的解释，则可同时选用宏观分析和对比分析。此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对案例进行比较。相对而言，理论验证径则并不非常重视案例间比较，而是更加重视理论与案例的契合程度。无论宏观分析还是情境比较径，目标都是通过对案例进行比较一方面寻找其共同的问题，另一方面解释其不同之处。将这两种径结合的方法即是首先选择相似案例的同时也寻找差异案例，然后首先对相似案例进行比较，归纳出某种机制。之后再将这一机制应用于负面案例中，以检验机制的局限性。
除了单独采用某种研究径，或同时采用2种径之外，若是将研究放到长时段中，还可以先后应用比较历史研究的3种径。这种应用方式被斯考切波归纳为比较历史循环。
如图所示，实际上比较历史研究的三种径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首尾相继的完整循环系统。如果以宏观分析径作为起点，那么这一循环就可以描述为（1）首先通过宏观分析，归纳出某种案例内或案例间的机制。然后通过不断积累案例，逐渐将其发展为某种宏观理论。（2）在发展为宏观理论之后，就需采用理论验证径，使用更多的案例来对理论的外部效度进行检验，直到出现差异案例，发现理论的局限性。（3）在发现理论的局限性和差异案例之后，就需采用情境比较径，仔细分析案例间历史情境的差异，以找出某种可能的解释，并再次归纳出某种可能的假设。（4）在归纳出假设之后，再次寻找相似案例和差异案例，对假设进行检验，以归纳出某种机制。
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开始研究时，首先需要确定自己位于比较历史循环的哪一段。如果（1）已经具有某种比较成熟的理论，只是需要进行验证，则采用理论验证径，直到检验出理论的局限性。（2）如果只是面对历史材料，尚无任何假设或理论，则采用情境对比径，先归纳出某种假设。（3）如果已经有某种假设，但尚不足以成为理论，则采用宏观分析径，验证假设的同时归纳出相应的机制。
如前文所述，马霍尼与鲁施迈耶认为比较历史分析的特征是原因分析、强调过程与系统比较，之后也与西伦一同将特征修订为宏观结构的研究指向，问题指向的案例分析和时间指向的研究思维。本文认为，这些特点实际上可以体现在比较历史分析的四个具体步骤中，即确定问题和研究视角、选择研究案例、分析考察案例以及原因归纳和理论建构。实际上，这也正是比较历史分析的一般操作步骤。
在开始研究时，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者首先需要确定研究的问题。这就分为两个部分：宏观问题与具体问题。（1）所谓宏观问题，即是指研究者需要首先确定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是否适宜采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例如国家建构、转型、战争、、公共政策的效果。同时还需思考，这些问题的主要影响要素或行动者是否是比较历史分析比较常见的，例如国家、次国家地区、帝国、文明、社会群体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比较历史分析研究并不是宏观研究，而是一种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换言之，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对象必须落实到微观的人物、事件、过程上。（2）所谓具体问题，是指研究者需要确定自己研究中想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的具体类型。一般而言常见的理论问题分为三类：其一，为什么在许多关键维度上相似的案例，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其二，为什么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案例，呈现出了相同的结果；其三，为什么某个案例不符合既有理论或大N数比较的结果。确论问题的距离类型之后，就可以选用相应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作为起点开始研究。确定了宏观问题和具体问题之后，自然就很容易得出一到两个研究的基本假设，或者说可能存在的解释变量（causal variable）。
在案例选择方面，经典的操作方法，正如密尔所归纳的，也可以分为两种：求同法与求异法。（1）所谓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就是在不同的案例中，其他所有变量都相同，唯独解释变量不同，在正面案例中存在此变量，而在负面案例中则不存在此变量，且正面案例导出了结果，负面案例不导出结果，则可以认为解释变量与结果之间存在关系。（2）所谓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就是在不同的案例中，其他所有变量都不相同，唯独关键的解释变量相同，且所有案例都导出了同样的结果，那么则可以认为解释变量与结果之间存在关系。求同法与求异法的关系如图所示：
在比较历史分析中，由于其复杂机制的理论预设，通常都是求同法和求异法混合使用。因此在选择案例时也应遵循这两种方法。以求同法为例，案例的选择应该选择多个同样具有关键解释变量，并导致了同样结果的案例，即使这些案例在其他方面都不相似。这样的案例即是研究的正面案例，即用于论证“该发生的发生了”。以求异法为例，案例的选择应该选择一个或多个其他方面都非常类似，但唯独缺少了关键解释变量，因而也没有出现同样结果的案例。这样的案例即是研究的负面案例，即用于论证“可能发生却没有发生”。由于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注重复杂机制以及要素存在的不同时间和发生次序，因此负面案例的选择在实际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来说，时间思维或者说“历史思维”是其核心特征。根据马霍尼与西伦的总结，这种“时间思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时间和时间结构。（1）时间（Temporal location）主要是指位于不同时间的变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一定义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变量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特定时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建构国家和官僚体系的战争是发生在封建时期还是资本主义时期？这种情况也就是皮尔逊所说的发生时机（Timing）。其二，变量发生在时间中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就涉及比较历史分析的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发生次序（Sequencing）两个问题。发生在径上越早的事件，对整体的影响也就越大。制度和径的继承人只能围绕既定的选择来制定方案。因此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识别转折点（Turning point）与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就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些节点上，行动者们选择了改变制度和发展方向的方案。
（2）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主要是对原因和结果、重要事件和过程，也要考虑其时间维度。换言之，原因和结果本身也存在一种时间结构。这就涉及比较历史分析中的持续时间（Duration）概念。首先，从原因的角度，时间结构可能表现为这一过程进展是迅速还是缓慢？持续了多长时间？事件发生的步幅（pace）如何？事件或过程发生的持续时间将会塑造它的形式，如果时间足够长，就会使许多不显著的因素逐渐发挥作用。其次，从结果的角度，时间结构则可能表现为重要事件和过程发生之后，作用了多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重要变量才会逐渐产生作用，可能扩大，可能，也可能形成连锁反应。例如同样的政策可能因为人口和技术的扩大而产生不同效果，称之为漂变（Drift）；或者执行者不断通过新的解释来逐渐代替旧的制度，称之为（Conversion）。如果重要事件发生时间尚短，那么实际上并不能非常准确地判断其影响。
比较历史分析主要被应用于分析重大事件、过程和复杂，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就应尽量以“机制”概念替代“链”概念。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者不能局限于展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共变关系，而应进一步努力探索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机制黑箱。简而言之，可以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结构性视角、多原因解释和多过程关系。（1）所谓结构性视角，即是指但在分析案例时，必须采用结构性视角，即不应单纯进行过程的描述，而是将事件内的每个行动者视为结构的一个要素，再观察这些要素之间本身是什么关系，结构对其有什么约束，在这样的约束下他们如何采取行动互相作用，并最终改变了结构本身。同时需要注意，应用结构性视角，意味着在比较历史分析中，至少应该存在两个以上的的变量，它们在不同的案例中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与发生顺序。即使只有一个变量，那也应考虑在不同背景之下它是如何导致不同结果的。（2）多原因解释即是其一，事件的结果是多种原因，而非一个原因导致的；其二，多种原因会产生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些组合共同导致了事件的结果；其三，多种不同的组合可能导致事件的结果呈现不同形态；其四，要尽量考虑原因的时间维度。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已经开发出了诸如布尔代数的真值表（truth table）和模糊集的模糊隶属值（fuzzy-membership scores）等方法来验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一案例与相关概念的匹配程度。（3）多过程间关系即是将重大事件和重要过程置于历史情境之中，也就是充分理解，任何社会进程都不是发生的，它必然受到历史条件和的制约。换言之，在历史过程中，必然是多个进程同步推进的。唯一需要辨别的是，其他进程对研究者所分析的主要进程有何影响。以法莱蒂和马霍尼的研究为例，英国工业的发生就是自然进程、文化进程、进程、经济进程、科技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比较历史分析由于对和规律的重视，更加强调所归纳理论的内部效度，因此也就必然要求研究者对案例具有深刻了解。比较历史分析研究的检验，其一在于机制是否能逻辑自洽；其二，在于案例的选择是否能够充分证明最初的假设；其三，则在于对案例的分析是否经得起历史学、案例研究或区域研究专家的检验。前二者对于学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但第往往要求研究者对大量的档案文献等第一手材料进行分析，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通晓学的理论，还需借鉴历史学的史料学考察方法。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完全展示史料学的分析方法，且不同时期、地域、事件以及研究者所能获取的史料也是大相径庭的。
（1）客观性主要是指史料出自于记录者的有意记录或无意记录，即记录者的记载是否有明确的指向和受众。这样的特点将会决定史料是否强调或侧重历史事实的某个方面。例如事件参与者的自传、对周围人的采访，其客观性就可能小于正式的记录与报告。当然，史料很难做到完全客观，这就需要研究者时刻保持质疑的意识。
（2）完整性主要是指一个事件的史料是否存在残缺、散佚、保密的情况。如果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就要求研究者使用其他辅助史料来进行佐证。例如如果研究战争而缺乏双方军队的直接报告，那么就只能依靠报告、等材料来进行判断。缺乏直接往往意味着研究信度的下降和难度的增加。
（3）真实性主要是指史料的记录者出于某种原因、目标或强烈的立场，故意删改、修订、遮蔽某一部分历史事实。与客观性的区别在于，客观性可能出于记录者自己所受历史的客观和局限性，难以避免在记录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这样的主观色彩常由于是时代特征，所以对后来研究者的理解影响并不十分严重。但一部分记录者，特别是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的记录者，由于要塑造自己的社会形象或宣传自己的观点，常会有意只呈现部分历史事实，甚至于扭曲事实。这就要求研究者在使用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史料时要特别注意。
（4）丰富性主要是指史料本身也具有多层次性和多种面向。多层次性是指它虽然记载的是事件本身的过程或参与各方的行为和态度，但由于研究者的努力发掘，实际上能够出记录者所在群体、阶层、地区、国家甚至时代的一些共同而深刻的特征。多面向是指任何一个记录者本身就有多重的社会身份，例如20世纪末俄罗斯的一个社会活动家，从他的日记或中就可能同时发现其教身份、家庭身份、社会身份、经济身份和身份。综合理解这些身份，同时识别并思考多种进程，才能更加透彻地分析俄罗斯转型所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
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作为一种融合学结构性视角与历史学时间思维的研究方法，常常遭到来自学与历史学两个方面的与诟病。同时，由于它本身是一种将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继承、融合并移植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尝试，因此又尤以来自历史学的更为严厉。从历史学的角度，一方面，时间思维只是历史学的一个侧面而远非全部，历史学更重要的部分还包括链条的构建以及作为其支撑的史料辨析。另一方面，即使单从时间思维角度，比较历史分析甚或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概括”也远非完善。
历史学中的时间思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由于人的复杂面向，时间同样也具有多种向度。皮尔逊在将历史过程中的时间要素归纳为径依赖、关键节点、发生次序、事件、持续时间、发生时机和意外后果七个方面时，更多是从事件本身的发展过程，即“事”的角度进行的总结，而相对比较忽略事件参与者，即“人”的角度的时间问题。一则，皮尔逊的概括方法不宜应用于延续时间较长，囊括几代人的历史事件；二则，这种概括方法即使在分析短时间事件时也会忽略同一事件中会有不同年龄（即不同代际）的人群共同参与。以社会运动为例。从整体来说，运动延续数十年，贯穿整个19世纪，其中对真正发挥支配和影响作用的群体实际上在不断更迭，从最开始的贵族一直到后期的平民知识。从时间截面来说，不仅舞台上同时存在多个群体，各个群体内部实际上也存在新旧之分。仅从民粹派内部就存在、的民粹派、的民粹派等不同主张。从事件角度的分析很容易将这样的复杂情形过度简化。
正如布洛赫所言：“史学家丝毫不否认马丁·德的危机之类不变因素，但唯有将这场运动发生的确切时刻放在其主角的人生履历中，以及与作为背景的欧洲文明联系起来考察，他才认为自己绘制了一幅逼真的图画”。并且，“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源于这两种属性的对立。”同时，“假设从不间断的时代顺序中抽出两个连续的阶段，时间之流在两者间的联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支配或没支配从这一时间长河中产生出来的差异呢？”
又例如，从“人”的时间思维角度出发，即使单论“两个连续阶段”（即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互相影响，至少也应该分为迭代影响、隔代影响、潜在影响三种类型。（1）所谓迭代影响，即是认为人类社会的观念与倾向代代相传，上一代对下一代之间存在的是连续性的影响。这是一种历史学研究中最基本的观点，因为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时间是连续性的，因此历史也是连续性的，生活在历史中的人、家庭、社会、制度也应该是连续性的。（2）所谓隔代影响，则是认为人类社会的观念与倾向隔代遗传，上上一代，而非直接的上一代，才是对当代产生最大影响的群体。这种观点所基于的假设是：在人类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中，往往并不是两代人直接生活在一起，而是更多由老人协助或代为抚养孩童，因此老人对孩童的影响才是最为直接的。（3）所谓潜在影响，即是认为人类社会的观念与倾向恒定不变，每一代能进行的变动往往都是表面性的，对总体倾向的影响微乎其微。这种观点基于的假设是：人类的生活和心理存在不同的层面，由于人必须生活在家庭，家庭又必须存在于群体和社会中，因此一些默认的传统、习俗和观念是很难出现变化的，能够变化的仅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习惯。从大时间尺度上，一些潜移默化的规则可能为数代人所接受，因此也会影响数代人的选择。
而由于这些不同的时间形态，人类社会就会至少产生两种令人的现象：就相邻的两代人而言，他们的态度与关系可能出现对立、共识或毫不相关多种形态；而就人类历史整体而言，相邻两个25-30年的历史就可能会呈现波动、交替、循环的形态。（1）相邻的两代人，既可能选择一致，也可能对立冲突，甚至可能出现意外的两种毫不相关的发展倾向。这样的三种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相反，两代人可能在一些方面能达成共识，另一些方面严重对立，还有一些方面完全无法互相理解。这三种关系完全可能并存。（2）人类的历史选择总是呈现交替和波动的情形：许多兴盛-衰落、和平-冲突、包容-排外、友善-敌对、甚至-的波动和循环，完全可能与当时的经济社会情形关联性不大，而更是取决于组成当时社会主要群体的历史记忆、心理感受和主观选择。
可见，仅仅是对几代人生活形态的不同理解，就会出现对当代理倾向的至少三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简而言之，历史学认为，个体时间、群体时间、代际时间、整体时间，可能各自呈现不同的流逝形态。这也正是年鉴学派和布罗代尔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历史中的时间如此复杂，应该如何将其简化？
这实际上也是比较历史分析方法遇到的最大的障碍与困难：在将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时，如何在尽量保留其综合、透彻、详细、周密特点的同时，又能对其复杂的关系分析进行归纳和简化。同样以时间维度为例。迭代影响、隔代影响与潜在影响，三种不同的理解角度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人”的角度出发的时间思维似乎也具有比目前“事”的角度更强的解释能力。但是，如果实际应用“人”的角度，那么在分析研究时就不得不同时对三个“时代”的主观态度进行测量，并且这些测量制定数目庞杂的新的变量。否则，这种结论就是“非科学性”的，就仍然停留在关系分析与个体分析的层面之上，难以得出普遍的规律性的结论。这虽然似乎能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但实际上也确实大大增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不过，困难并不意味着偏差。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并非没有前辈学者考虑到这一问题。早在5、60年代，阿尔蒙德、维巴等人的文化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就是对大时间尺度影响因素的一种提示。同样，当代心理学的许多议题，无疑也为测量各代的主观认同和选择倾向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不难发现，融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向学研究中移植其他学科方法的尝试都在得到不断的完善。无论从史料辨析还是时间思维的角度，比较历史分析方法都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面对学科交叉融合时产生的种种困难，放弃和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一方面不断增加其复杂性，以力求保留各个学科研究方法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不断对这种复杂性进行归纳、合并与简化，以力求结论能获得各个学科的共同认可。这样的过程无论进展如何，都将必然有利于各种学科和对人类社会总体理解的不断深入。梦见钱包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