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的G20峰会就提高全球增长通过了一个行动方案，要求国到2018年时达致P增加2.1%的目标，即相当于增加产值二万亿美元，其中加强基建投入的，正好是中国近期的对外经贸合作重点。
方案认为增长不足既有总需求疲软问题，又有地缘及金融市场不稳等因素的影响。要履行增产承诺的投资及计划，涉及措施800多项，例子包括中国要加快建设4G移动通讯网络，和要设立改善劳工技能的基金等。
G20大会亦推出了一些长远的促增长策略，包括提高劳工市场的妇女参与率，要在2025年前把男女参与率差距收窄25%，从而增加一亿个女劳动力。又在悉尼成立一个全球基建中心（infrastructure hub），初步为期四年，目的是推动、企业、开发银行及国际机构交换有关信息。
基建投入不足已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发展问题。增投基建对促进增长可从供需双方同时?力：
一方面投入可带来需求增加而拉动生产及就业，另一面又可清除供给方的基建瓶颈推动发展。
尤值得注意者是基建投入不足已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已成了发达国的普遍问题，但两者的问题本质上有分别：发展中国家的是基建不足，根源在于资金及技术水平不及，发达国的是基建老化，曾经足够的设施已变得落后，根源在于政经体制缺陷妨碍了资金投入。
即使美国及也同样面对基建老化问题，且正日趋严重。基建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政投入不足。财政主要是为实行“福利国家”（welre state）而设，在功能上重再分配而轻发展，输血多于造血，是“吃饭财政”而非“建设财政”。
另一原因是体制缺陷，包括管治权碎化，如美国公铁系统由各州自理，难作全国一盘棋的规划。欧洲能源市场同样由自理，有关的政策、商业模式及系统难以衔接。同时观念障碍多：环保、文化保育、产权、工会及其他问题每可阻延甚至搁置项目，如美国的Keystone油管便因环保等问题久拖未决。
相对发达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在基建投资上可谓表现超卓，而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多次在全球财金风暴冲击下，仍保一枝独秀的原因之一。
这显示了中国政经体制的优胜之处：中国财政“吃饭”与发展并重，在基建投入上起领头及带引作用。此外，中央能按全国所需作出全盘规划并统筹建设，财金体系又能充分调拨资源给予支持。
延伸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