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力推PPP模式是为了激活民间资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投资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最终提高公品及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刚刚落下帷幕的“”对2015年我国经济稳增长进行了布局，其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力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世界在提振经济时，一个通常有效且可行的做法是加大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
“无论是水利还是铁投资，都是属于基础设施投资，是属于对公品或者准公品的投资。在公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我国的投入是明显不足的。”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宁吉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解读工作报告有关情况的吹风会上指出，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是过度的问题而是不足。因为，与日本相比，我国人均公共设施折合成资产仅相当于日本的1/5，我国的这个比例也低于韩国，当然还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某种程度上看，我国加大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可行的。
加大基建投资力度是必然的选择
“我国以来，可供消费和出口的社会产品种类的数量迅速扩大，过去闻所未闻的新产品层出不穷，而这些都是投资建设的结果。我国在2002年以后进入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新的高峰期，这些产业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投资的快速增长，进而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细数了投资建设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瞩目。张汉亚指出，当前进入经济新常态下，必须重视并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因为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我国现在已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后期，国家提出的“三个一亿人”的战略也在落实执行中，从这些层面来看，包括城市设施、水利、铁等许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还处于投资的高峰期，为未来提供生产能力是投资的主要目的，也是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投资是一个中性词，不是说投资就不好，这是误读。”宁吉分析说，关键要看投资投在哪个方面，结构好的投资越多越好，公共服务的投资是多了比少了好，所以工作报告这次提出2015年我国铁投资要保持在8000亿元以上，也提出了在建重大水利工程投资规模要超过8000亿元。铁的8000亿元和水利的8000亿元不是一个口径，铁的数字是当年投资，水利的数字是在建的投资。宁吉进一步阐述说，以铁投资为例，铁投资多数会投到我国的部地区，大家坐的高铁一天就能够到达相当大的范围之内，确保了整个物流、人们的出行得到了极大的便利，这种投资肯定是好的被大家认可的。水利项目建设周期长，要耗时很多年，所以8000亿元水利投资是包括大中型水利项目在建规模的，当年的投资没有那么多。
全国政协常委、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日前在出席“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0次季度报告会时分析指出，在宏观经济状况不好时，恰恰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好时机，且应该由来主导。
“当前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而基础设施又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所以说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国家发展委投资研究所投资体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吴亚平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说，基础设施建设本身是职责范围，而把自己的资源、资金、资产、资本投入到基础设施领域见效比较快，也能够从源头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消耗更多的投资品“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关键还是要靠投资来拉动。投向哪里呢?投工业方面会造成更大的产能浪费和产能过剩，只能是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开孟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说，从总体上看，我国基础设施还是短缺的，所以投资基础设施常可行并且有保障的。
吴亚平分析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会像产业投资那样出现过剩。相对来说，其消耗的更多的是投资品。这些投资品包括钢铁、水泥、建材、设备等原材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当前产能过剩带来的难题。在吴亚平看来，从现在到2020年，这6年的时间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决战时期。在当前的情形下，国家新增加的投资不可能投入到产能过剩的领域，而是重点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以及具有重大支撑性作用的先导性产业中。比如说，此前国家发展委推出的七大工程包，包括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健康养老服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等，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是为经济发展的下一个增长点奠定良好的基础。
林毅夫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即使现在有不少过剩产能，像水泥、钢铁、电解铝等，但是随着“一带一”战略以及国家对其他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会创造很大的市场需求。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之下，达到今年所讲的7%左右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对经济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早在4年前，就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过度问题，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学家常健就曾撰文指出，中国在许多领域还有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充裕空间，比如水务和垃圾管理，还有发电。此外，基础设施不仅仅指铁、公和港口，中国也急需“软”基础设施投资，比如在改善医疗、社会福利、文化和娱乐设施方面的投资。在常健看来，中国迅速增长的城市化以及庞大的人口规模，不仅意味着它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还意味着它会因规模效应从基础设施中获得更大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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