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家里着火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揭晓之前，纽约大学曾摆出过一个大乌龙。该校的商学院在项揭晓的前三天，就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新闻发布会”的网页。这让猜测，是否该院教授、内生增长理论保罗·罗默(Paul Romer)已经被内定为获人了。尽管这个网页很快被撤下，但却让罗默又被话题了一番。
罗默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是一名做过农民、经过商、搞过研究院的家。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在中学表现很差。在申请大学时，只有一所大学——大学录取了他。
经济学之旅对罗默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当罗默还是一名本科生时，其学习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但或许是对枯燥的数理推演产生了厌倦，他最终决定放弃自己对这两门学科的追寻，转而去院继续深造。为了进入院，他需要修一些“文科”课程作为准备，正是在其中的一门经济学课上，他遇到了改变他整个职业径的萨姆·佩尔茨曼(Sam Peltzman)教授。佩尔茨曼的授课内容和风格深深打动了罗默，他很快意识到相比于成为一名家，他可能更适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于是，他就转入了经济学的学习。先后在麻省理工、女王大学等多所名校辗转求学之后，罗默终于于1983年在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此后，他曾先后执教于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佛大学和纽约大学。其间，他还创办过自己的公司Aplia。2016年，他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在经济学界，罗默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何在?为什么有的国家穷，而有的国家富?这些问题从古典时期就困扰着无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密尔、马克思、熊彼特等顶尖经济学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但真正把经济增长问题为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是从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上世纪60年代的工作开始的。(注1：这个论断略显，但却是有理由的。尽管在索洛之前，就曾经出现过著名的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但如果仔细考察这个模型，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动态化，它更适合用来刻画危机和周期，而不是长期稳定的增长。天才拉姆齐的工作后来成为了研究增长的标准问题，但其原始论文讨论的其实并不是增长话题。直到卡斯和库普曼斯重新挖掘了这篇论文后，拉姆齐模型才成为了研究增长问题的标准模型。此外，著名的冯·诺依曼模型虽然颇具性，但它依赖于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的建模方法实在难以被后来的学人效仿和拓展，因此其影响其实非常有限。)
索洛构建的增长模型很简单。在这个模型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储蓄部分产出来实现资本的积累。这些积累的资本会有两个用途：一方面它会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即为新增的人口提供资本;另一方面它则会促进资本的深化，即让经济中的人均资本存量得到提升。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所以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会运行到一个均衡：资本的深化正好等于0，新的储蓄全部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在均衡状态，经济体重的人均资本，以及对应的人均产出都会保持固定不变，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保持不变。
那么，什么决定了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呢?在索洛模型中，它取决于几个因素：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多的资本用于“广化”，因此它会让均衡资本存量降低;更高的储蓄率则会带来更高的资本积累，因此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更高的技术水平可以用同等资本投入得到更多产出，从而产生更多积累，因此也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
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一旦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这些因素给定，无论经济体的起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均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都会向均衡水平。由于从经验上看，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通常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最终决定经济体均衡发展水平的变量就只有一个——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注2：在索洛的原始论文中，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完全归结为技术的演化，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则发现配置效率等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索洛模型虽然简单，但却抓住了增长问题的要害——TFP，才是理解“国富国穷”的关键。后来的很多研究都证明了这点。例如，由霍尔和琼斯进行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组和最贫穷的国家组的人均收入相差32倍，但如果排除了TFP的差异，这种差距就会缩小到4倍，TFP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索洛模型也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索洛虽然让人们认识到了TFP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它是怎样决定的——事实上，在索洛模型中它完全是一个外生变量。另一方面，一些经验结论也和索洛模型的预言存在冲突。例如，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的经济水平应该向稳态，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应该会趋同。但实际上，不少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持续增长，而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趋同似乎也并不明显。
大约在1980年前后，罗默就开始对索罗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开始了反思——当时，他正从大学回到自己的本科母校大学，在那儿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经过了数年的思考，他对于增长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后来被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于1986年发表在的经济学刊物《经济学》(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罗默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对持续的增长进行解释。在传统的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是递减的。例如，资本或劳动力投入越多，其在边际上的产出就会越低。这样的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过程最后只能导致人均产出的均衡，而不会出现持续增长。但如果有某个要素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积累将会导致持续增长的产生。那么，这样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要素就是知识。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是一种公共品(Public Good)，竞争(Nonrivalry)、非排他的(Nonexcludability)——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同时每个人也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当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知识生产过低的次优结果。因此，从政策角度看就需要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从而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内生技术变迁》(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中，罗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构造了三个经济部门：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研发部门，以及生产中间品的部门。研发部门负责生产知识或创意(idea)，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而中间产品部门则产出耐用资本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门以获得租金，最终品生产部门负责生产经济体重的最终产品。很显然，要让经济体的增长顺利进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注3：在罗默的论文中，人力资本指的是熟练劳动。)在这个框架下，就可以讨论很多政策性问题。举例来说，在这个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会收益和其给研发部门带来的私人收益并不一致。在罗默看来，为了鼓励研发的进行，就需要尽可能消除这种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引入专利、版权等一些激励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以上两篇论文的思，主要是从知识(knowledge)和创意(idea)的外部性角度来看待规模报酬递增，并用它来解释长期增长。在1987年的另一篇短文《以由专业化引起的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增长》(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规模报酬的产生。对于专业化的强调，其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就曾用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长时期内，这一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或许杨格、舒尔茨是少数的例外)。在这篇短文中，罗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对这个重要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数学模型，他向人展示，如果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尽管这篇论文只有短短几页，但其中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既然专业化可以导致规模报酬，从而造成持续增长，那么国与国之间通过专业化，然后进行贸易，就有可能造成之间的共同繁荣，这一观点为从国际贸易理论去思考增长问题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默的这一观点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当时，它却是具有性的。对于习惯了传统经济学中“规模收益递减”的人们而言，罗默的这几篇论文无疑是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Crazy Explanation)。不过，也有一些人很快认识到了罗默这些工作的价值，并加入到他的阵营当中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增长的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继承了熊彼特创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罗默一样，这些人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对增长的动力给出“内生化”的解释。尽管这些人的工作各有侧重，但由于其“内生化”增长动力的共同特点，人们通常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内生增长理论成为了宏观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的显学。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内生增长理论风头最劲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创始人罗默却在这个时候逐渐淡出了学界。有一段时间，他很少发表文章，也很少在学术场合抛头露面。
罗默去哪儿了?答案是，他下海了!从1996年，罗默开始在斯坦佛商学院任教。或许是整天和来自商界的学生打交道，罗默内心的“企业家”被开始逐渐了。他发现，提供网上教学服务似乎是一个赚钱的商机，于是就开始花费精力从事这项工作。2001年，他成立了Aplia公司。该公司提供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等各个学科的在线，包括预习、复习、在线测试等功能。
对于这个提供“非竞争”，但却部分“排他”的知识产品的公司，罗默本人看来十分上心。在很长时间内，他放下了自己手里的全部工作，专心当起了公司的总裁。按照这样的故事，罗默看来会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但是，他似乎又和大家开了一个玩笑——2007年，他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了Cengage Learning，结束了自己的企业家生涯，因为接下来他要开始忙另一件大事了!
罗默又要忙什么大事呢?他想做一个“疯狂”的实验，一些发展中国家拿出一些地区，建立“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交给发达国家进行托管。据他自己在一次TED中所言，这个疯狂的想法来自对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城市由于复制了英国的一整套法规和经济制度，因此在很长时期内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那么，的这项经验是否可以复制呢?如果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那么发展中国家直接接受发达国家的制度不就可以了吗?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个想法，罗默开始游说一些发展中国家来开展这个乌托邦式的实验。据说，洪都拉斯等一些国家曾对这一想法表达过兴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设想至今为止并没有变成现实。
罗默再次轰动学界，是在2015年。但这一次轰动，并非是因为他又提出了什么新理论，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吐槽文”《数学在增长理论中的》(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在这篇论文中，罗默疾首地表示，现在的增长理论中用的数学太多、太滥了，而对于逻辑性、思想性的重视则不足，与的连接也比较缺乏。有意思的是，在文中，罗默指名道姓地把好多位大师作为数学的典型来加以，其中不仅包括诺得主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风头正劲的皮凯蒂(Thomas Piketty)，甚至还包括自己的博士论文导师、宏观经济大师卢卡斯!正可谓弹无虚发、刀刀见血!
抛开那些师徒反目的，其实罗默的这次吐槽是很有价值的。尽管这些年经济学的发展很快，但正如罗默所言，现代经济学可能花费了太多精力在形式化上，而忽略了对更为根本的、思想性内容的追寻。这种削足适履的发展显然是不健康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数学对于经济学来说确实是一个十分好用的工具，因此如何用数学、用好数学，恐怕还需要经济学家们根据自身的禀赋进行更好的权衡(trade-off)。
据说在2008年时，世界银行曾经邀请罗默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但当时的罗默正在致力于自己的“宪章城市”实验，同时帮助自己的老爸为奥巴马竞选连任，因此就了这个邀请。世行无奈，只得转而邀请林毅夫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不过，世行好像一直惦记着罗默。2016年，它再次向罗默扔出了橄榄枝。这次，罗默答应了。2016年7月18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宣布，罗默将接替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一职。同年9月，罗默正式走马上任。与历位学院派的前任相比，罗默这位做过研究、经过商，同时又有狂野梦想的继任者显得更有棱角，也更能带给人们想象空间。究竟他能不能想世行的领导们当初预想的那样，更好地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可能由于时间尚短，我们还不得而知。但他的个性为其带来的麻烦却已经见诸报道——有消息称，罗默由于要求员工使用更简洁的书写方式，在报告或邮件中不能过多使用“和”(and)字，而遭到了世行员工的集体抵制——看来，这位曾经的天才学者、总裁想要玩行这样的官僚机构，经验还是略显不足啊。
在上博士时，我读过很多罗默的论文，但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关于内生增长的那几篇经典论文，而是他和巴罗(Robert Barro)合写的一篇小文《滑雪缆车定价，及在劳动力和其他市场的应用》(Ski-lift Pricing, with Applications to Labor and Other Markets)。据说，这篇小文的灵感来自于他和巴罗的一次度假。在这次度假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的滑雪场的缆车在旺季和单机收取的价格是一样的。这样的结果是，在旺季，坐缆车要排很长的队;而在淡季，缆车则很空。那么，为什么滑雪场不根据季节来调整价格呢?两位作者在一番思考后给出了答案：其实滑雪场已经调价了。因为在旺季时，你需要排很长时间队，玩的时间少了，所以事实上对于每次乘坐缆车而言，价格已经涨了不少!
恰逢国庆长假，关于高速公是否应该收费的争议又起。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把罗默的这篇小文重新拿出来读一下是有意义的。收费或许能减少人们开车出行的动机，但对于能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拥堵的人来说，要收取多大的费用才能让他们打消这个动机?我不敢想，也不知道那些收费的者有没有想过。换个角度，即使你可以通过非常高昂的过费让大家都不外出了，呆在家里看电视，那这样的道通畅又有什么意义?而这种简单的所谓价格机制的背后，又会多少交通规划的失败?收费的成本又如何计算?细思恐极!
太多人鼓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了”，但真正能像罗默那样，对真实世界进行深入思考的人，其实还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