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海，45岁，福建漳州龙海市港尾镇沙坛村人。今年，是他被父母“”的第30个年头。
“他很聪明，脑子很灵活……”这句话，董歪头夫妇常挂嘴边。
30年了，老两口单薄的记忆里，儿子永远是那个能干、会赚钱、懂事的小伙“阿海”。
30年前，阿海因为家贫辍学，去采石场凿起了石头。“阿海还从家里偷钱，去买芒果树苗，种在后山。”董歪头说。原来，阿海听说芒果卖得好，想赚钱贴补家用。
不久，他攒了一些钱后决心创业。家里东挪西借，好不容易为阿海凑齐了700多元“巨款”，让他购买抓鳗鱼的渔具。后来，阿海便和另一个伙伴一起出海捕鱼。直到某天早晨，阿海和伙伴准备出海时，却发现渔网不见了。
渔网丢了，阿海变得消沉，不爱说话，也吃不下饭。
阿海的父母都说，这可能不是儿子发疯的直接原因。那么，这年秋天，阿海怎么就疯了？
那年秋天，阿海帮邻家收割水稻，某天中午停工时，从一座五六米高的桥上跳下去，钻入河水中，想寻份清凉。在当天深夜，阿海来了疯劲。
董歪头说，阿海突然惊醒坐起来，抱着头一直叫。不久，阿海就把父亲踢下床，自己也从床上下来，一会儿翻来滚去，一会儿手舞足蹈，怎么劝都不停。
“估计是从桥上跳水，伤到脑子了。”30年后，阿海的父母只留有这份猜测。
最初的一年里，父亲董歪头，在一名识字邻居的帮衬下，辗转漳州、厦门两地求医。看病一年，花光了董家的所有积蓄。筹钱无门，这个悲苦的家庭只好中断治疗，将阿海接回家。
从厦门到龙海，要坐客船。董歪头说，阿海经不起颠簸，一上船就发作，到处，到处追人。董歪头回到家后就将阿海关了起来。被囚的30年，阿海曾两次逃出来，其中一次，伤了人。两次出逃后，董歪头借来2000多元，在自家房后盖了一间石屋，用来“”儿子。
母亲肖红婴每日都会将一日三餐从石屋墙上的洞口递进去，洞里的石壁已摩擦得有些光滑。阿海脾气很燥，他经常将食物和水从洞里扔出来。
邻居杨阿婆说，邻居们常常到石屋门前看阿海，但无论怎么叫唤，阿海就是不肯应答。只有被叫烦了，他才会发作大叫，这场景吓得邻居们都害怕。
慢慢地，阿海不再开口说话。
再后来，阿海的声音，仅仅是夜深人静时，从石屋里传出的怪叫和歌声。
“等我们死了，阿海怎么办？”这是两位风烛残年的老底最深的忧虑。直到今年，一家三口的低保才办下来。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至少阿海还有老两口照顾。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有病院能够收留阿海，让阿海得到更好的照顾。
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阿海这样被关起来的重症病患者。
对于心灵展开于阳光之下的普通人，描述重度病患者幽暗而的世界，是个难题。
它让一个人突然变得可怖而陌生，毫无“理由”地杀父、杀妻、杀陌生人。无奈的亲人只能把患者关到自制的铁笼；或是请求把他；又或是把他“遗弃”在病院，永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中心2009年初的数据显示，中国重度病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也就是说不到10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重度病人。其中10%有潜在倾向，很大比例的这类病人被关了起来，成为了“笼中人”。
而这个群体的救助方却显得“弱小”，我国注册科医师只有2.05万人，3万人，医患比例高达1∶8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救助所依赖的医疗基础设施，也显得“单薄”。
5月1日，《卫生法》施行，的手段被法律所。但因经济条件，家庭关爱不够，村落、社区对病人认知恐惧以及病人本身的性等原因，而部门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财力、人力所来保障重症病人的福利保障，铁笼成为大量重症病人的最终“归宿”。
没有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的支持，“笼中人”的命运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