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全球流动、科技发展与资讯的加速，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区域、国家、社会与人群的认知与想象。面对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以田野为基础的人类学，需要带入更多面向的思考，在关注经验世界诸多变化的同时，也要更加具备跨越学科边界的视野与能力，探讨人类学研究对总体社会科学领域的贡献，同时，以同情共理，参与公共领域的建设、交流与对话，将人类学的声音传至更为广泛的世界。
在此背景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于2018年10月19日—21日举办了“趋向：社会理论、田野经验与应用实践”学术工作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张应强教授致开幕辞，鼓励青年学者加强对话、交流，共建具有人文关怀与的学术共同体。工作坊设有（1）STS与当代社会理论；（2）技术、物质性与媒介文化生产；（3）区域、边界与流动；（4）人类学视野下手工艺传承与创新等四个专题，分别由张文义、曾国华、段颖、罗攀召集专题小组，段颖负责协调、组织。
本次会议源于几位同仁的共同讨论，问题集中于人类学与当代社会，人类学与理论发展，人类学与公共领域，以及从田野经验到民族志写作到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探讨与反思，同时期望设计出充分的时间，以更为深入、细致的方式展开讨论，共同探索人类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向，把握时代，不断开拓新的视野与新的方法，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探索人类可见之未来。
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连接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历史，与认知科学、非线性科学、现代技术进展、古老文明修证体系等领域紧密相关，汇集了现代大学体系的学者、艺术家以及大学之外古老文化传统的代言人。STS集中关注两个问题：1）在和科学至上的时代，科学和/或技术对社会、自然、人的身心造成什么影响？2）人类所有可能的认知方式中，哪些在科学这种特定方式之外，又如何理解并结合这些方式，以期更好地理解和发展我们的生命经验？基于对两个基本问题的民族志研究，我们试图探讨STS如何通向更普遍的关于社会和人的理论，以及人类创造、想象与自然、社会等既成事实之间的相互塑造。
讨论首先从科学、与知识生产展开，大学赖立里副教授从建国初期中医学习西医的运动谈起，集中探讨了国家建制与现代意识形态对中医科学化进程的影响，以及蕴含于中医“西化”中的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错位、与交流，并引入拉图尔的行动元网络理论，强调需关注中医现代进程中的行动者（主客并存）、转义者（蕴含改变、转译、扭曲和修改）以及作为过程的网络（work-net）及其节点之间的关系。而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也来自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反思，复旦大学朱剑峰副教授从全球危机的两个核心概念“人类世”与“资本世”切入，讨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多民族志写作的可能，并强调人类学写作应持有的态度，发掘潜力，扩大到多元有趣的生态领域。而人始终是在诸多关系中变为人的，于此，多民族志在方上对人类学现状提出挑战，我们需要学习多学科的知识，最后也应回归到对整个星球的关照。
就如人类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经典争论一般，科学与艺术，如何跨界互动，甚至融合？中央美术学院魏颖研究员为我们展现了艺术、科学与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她以“泛生物艺术”（Pan Bio Art）为例，通过艺术作品案例来讲述生物学与当代艺术结合的丰富形式，以及对生物学的度理解（作为技术、材料、数据、图像以及概念发生器），而关于未来性别学的探讨，则以艺术的形式，预见着生殖分离、克隆、冻卵、人造子宫、孤雌生殖对人类既有的文化观念与社会关系的挑战与。而回到日常，面对传统与现代，中山大学张文义副教授将我们带入边地景颇的世界，展现了汉族祭司、景颇祭司、景颇与当地乡医院医生（西医）对一位年轻人病痛的不同归因和治疗过程。当地人普遍认为，多个医疗体系各自发挥作用，但无法知晓各自起了什么作用。结合并置、诠释与解释不同维度的分析，张文义指出，当科学与非科学同时出现时，人们抽离出所有体系，允许其相互竞争、彼此诠释，或相互接纳、并置对方，无意中实践着一个完整但不明言的智慧：人同时活在物质和、自然和社会中。
在人类学自身展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提倡汲取多学科知识，丰富民族志写作的同时，人类学又如何面对知识生产的专业化与碎片化，如何进行跨界对话与交流，进而完成共享的知识生产，这也是本次工作坊的另一尝试，专题二的学者大多来自传媒与文化研究领域，而科学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社会的形成，直接影响到学科自身的定位。从理论维度而言，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关于作为物质性的技术如何与社会发生关联的讨论渐渐深入，至今已形成多个不同传统的研究径：作为物质性本体的技术、作为物质性中介的技术、作为诠释对象的技术、作为社会系统内嵌部分的技术等等。本专题即从多种研究传统出发，意图从数字媒介技术的物质性层面来讨论文化生产与社会变革的潜能和生成。
在虚拟世界中，网页为什么叫网页？回收站为什么叫回收站？澳门科技大学章戈浩副教授从媒介考古与分析的角度为我们展现出数字的物质性根源，“邮件”、“页”、“”等种种物质隐喻及其参与形构的技术物质性，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人们的认知、理解乃至身体姿态，而大部分人却对无所不在的计算技术原理一无所知。而正是这样的技术操演的物质性，型塑着我们对网络世界中物质隐喻、超文本、技术图像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由此广延，互联网所呈现的仅只是通常所理解的虚拟世界吗？华南理工大学曹小杰从中国互联网文化形成、发展的历程出发，强调以图文视听为表征的互联网文化，使其对物质条件的依赖更显隐蔽，而支撑互联网的物质基础（架构、终端、平台）及其发展的经济过程，以及其中呈现的人、物互动，深刻型塑着互联网文化的发展，值得进一步关注。
信息时代，如何理解媒介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孙萍副研究员关于中国数字劳动的物质性和底层叙事的个案研究，了重新理解“媒介”的新径。她以外卖送餐员及电瓶车在劳动过程中的使用为例，探讨了外卖送餐人员、电动车以及销售平台共同构成的城市物质、信息和关系的传递与流动，电动车、平台与人员共同参与的网络经济，成为互联网时代城市空间网络和社群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底层叙事、技术依附与赋权之间的张力角逐蕴含其中。而就媒介的传统意义而言，传递信息，应是其最为基本的功能，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闻的生产和消费加速摆脱“昨日新闻”的传统，向分秒必争的“7/24”模式发展，中山大学王海燕副教授与范吉琛同学从新闻生产、发布、消费等环节分析了物质和技术性因素对新闻与时间相关之可能性的影响，并提出将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再思新下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时间性。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国华助理研究员以电视塔的社会生命引入，探讨了空间实践如何改变了空间原来的设计性功能，从而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空间，并由此推演，是否存在以物的关系为中心的视角，分析物、空间、身体、社会的关系，而与物质性密切相关的技术的双重属性——作为人类造物及其自身所拥有的动态平衡——又如何重新塑造了不同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方式的潜力和可能性。
跨界，一方面指向人类学学科边界的拓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跨界/跨境本身，也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的人、物、信息、资本的加速流动，重新塑造着人们对于国家、社会、人群及其三者关系的认知、想象与实践，流动的世界中，边疆、边界、边境，无论作为理论之分析工具，还是观察之田野现象，均被赋予了新的意涵。本专题的探讨，将结合不同的理论视角与田野经验，将流动置于宏观之区域视野与微观之具身实践中加以考察，探讨边境地带的族群互动、国家建设、空间展演、跨国网络、市场经济、国家治理、日常生活等议题，以期丰富对全球时代之下区域、边境与流动的理解与认识。
传统意义的人类学研究，往往基于特定的时空边界，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与策略，如今，全球流动的加速以及日趋复杂的跨国现象，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原有的概念与解释径。云南大学王越平副教授以zomia的探讨引入，试图展现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空间展演与边界过程。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口岸、边民互市点，以及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跨越边界的通道和走廊，使得国家对边境地区的治理与逃离控制的策略共生共存。因此，更应将边境地区视作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与社会文化空间，进而探讨国家、全球及地方力量的博弈以及与之相关的边界过程。同样在中国西南边境，云南民族大学李云霞副教授探讨了中老边境地区阿卡人的“小叙事”。阿卡人分散在现今的中国、老挝、泰国、缅甸的地理边缘，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个群体被分割开来，但他们之间的历史和传统网络从未切断，但矛盾的是，在老挝国家国家归属感的进程中，山区少数民族却感到了一种“他者”的感受。在这种背景下，老挝阿卡人加强了与中国亲属的纽带，同时扩展与中国其他民族的社会和经济网络，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一系列新的性别化的主体性也在互动中渐渐形成。
相对于以国家主权与边界划分为基础的边境地带，广东财经大学严丽君则将我们的目光拉至另一种类型的边界地带——内地/。1997年，回归，但内地与的边境依旧存在。2003年，中央为拉动经济而推出游客赴港行计划。此后十年，居民赴港生子，诞下逾20万小孩。研究即从边界管治以及对此的利用和回应切入，分析九七回归后地理边界、制度边界、社会边界的互动，以及由此导致的边界管治变迁，并进一步分析普通人如何理解和灵活利用边界管治的变化，促成随后的跨境生子潮。中山大学段颖的研究，则重新回归族群研究的经典命题——关于边界形成的探讨，通过对缅甸华人、果敢人以及跨境德昂的族群形成与互动的分析，意图强调，在多族群聚居、互动频繁的边境地带，族群之间既有长期接触形成的交往规范，又有基于文化亲密性所形成的群体认知，边界即存于显隐以及有形与无形之间，族群互动也随之出融合、涵化、互补、冲突等多种情形，并受社会网络、跨境流动、地区安全、资源配置以及民族国家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形成交融、对立、协商共存的生活空间。
什么是人类学？人类学有什么用？于学科内部自不待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展开田野调查、理论对话，进而完类学的知识生产。但是，对于而言，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何在？理论生产与应用实践之间关系如何？人类学如何迈向公共领域，完成知识互惠，进而产生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已成为当下人类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专题四关于“手作中国”的讨论，即缘于此。
随着人口流动、工业生产、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困境。首先，很多以传统生产、地方生活、民族民间文化相关的手工艺因其“实用”意义的减弱而后继无人，面临失传；其次，非遗观念与项目的介入，一方面为手工艺的传承注入新的生机，但另一方面，又因不同行为主体的参与更显复杂，究竟是谁的非遗？谁发展？谁获益？此外，如何、传承民族民间手工艺，如何在“保持原真”与“求新求变”中平衡，如何在新中重新展现、开发手工艺的实用之美，符合时代需求，如何通过多元渠道对民间手工艺进行记录、介绍、展陈，的兴趣与关注，构建传承人以及所在社群的文化自信，推动民间手工艺的创新，以上种种，乃本专题讨论之议题。
中山大学段颖副教授首先以“何为手艺”展开，通过毛笔制作、古法造纸、傣陶技艺等案例分析，通过人之体验的物之呈现，展示民间手工艺所呈现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社会生态、民族特性、审美情趣以及当下面临的困境与机遇，由此反思“非遗”的文化与商业化问题，同时回归日常，重新思考民间手工艺蕴含的工匠，平衡艺术价值与实用目的，寻求手工艺创新、发展的适宜径。而如何让更多的各地的手工艺品，博物馆乃当之无愧的“接触地带”，中国民族博物馆罗攀博士指出，当下的博物馆，已不安于陈列器物与展示业已过去的时空，而是试图寻找将展柜内外的世界关联起来的径，用以表达自己的态度，以及对社会的责任，目前正在进行的手作•中国项目，立足反思非遗公约与非遗热对中国民族手艺人的实际影响，并寻找博物馆展示非遗发展现状的新方式。对非遗和手工艺的关注，也来自民间的各种行为主体，华东师范大学张晖副教授以“原野计划”为例，描述了上海的“创意阶层”志愿者群体如何投身于“艺术乡村建设”中，并将云南丙中洛怒族文化、四川阿坝羌族文化的展演与公共教育活动带入商业空间，并与公平贸易、文创经济结合，进而分析商业空间与文化展陈联合之利弊，以及以“展”为媒介的人类学“知识”被传递之后的社会价值。
在讨论手艺如何更大的社会世界时，依旧需要关注手工艺形成的原生，探讨内外因素如何互动相连。南方科技大学张静红副教授探讨了云南易武普洱茶生产中的粗制（“不做茶”）与精制（“做茶”），在商人推动下，中断半个世纪的手工石磨压茶技艺（精制）得以恢复，在此过程中，经济、商业和文化资本得以，技艺传承与非遗文化展演中的正性问题由此浮现，而从自然—生产—贸易—消费的整体链条，也为理解茶的社会生命史提供了有效径。中山大学杨圆媛同学从画师与唐卡“人与物”的关系出发，呈现出唐卡画师的世界、艺术实践与社会生活，绘制唐卡讲究合一，生产图像的过程如行之旅，身心一致地依循《造像度量经》反复训练，“重复”即是“创造”，人与画像在之中达到合一，而这一切，又将在唐卡市场的过程中面临极大的转变与挑战。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助理康莽则从景德镇的城市发展核心、雕塑瓷厂的历史变迁、手工艺的本质、景漂文化、雕塑瓷厂的陶艺江湖五个方面切入，探讨了景德镇城市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动与变迁，进而分析景德镇陶艺生态的乱象与生机，以及“景漂”凭借手艺回归这一特殊现象对现代生活的。
如何记录手艺，又如何向不同的观众呈现？不单涉及手工艺如何适应现代发展，传统技艺与现代涉及如何融合，同时也是人类学、与博物馆展陈相互合作的交叉领域。云南大学陈学礼指出，在影像叙事中，如何通过重要的节点和步骤记录、展现手工艺流程，最为关键。在此基础上，关注与手工艺相关的物质材料、时间节令、周边中的地方知识，可以促成观众对手工艺流程的深入理解。而作为与身体保持紧密联系的手工艺，如何用影像去展现手工艺人的身体感，如何透过手工艺人的个人生活史、家庭史来理解手工艺的历史变迁，极为重要。的确，当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情境化理解时，从地方的视角来观望作为实践的传统文化，尤为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季芳芳副研究员指出，如今，多种电视节目类型介入传统文化的视觉再现和生产，使得影像不仅仅是“传递”的媒介，而更趋近于多元声音与立场的表达，传递的过程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与他者，并反过来影响到地方社会的意识与发展方向。记录之后如何呈现，这是博物馆人类学及其实践者所面对的问题。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许潇笑副研究员指出，博物馆公共性与展示性的空间语境，以及“去原生态”、“物质化”、“可视化”与“类型化”的展陈特质，使得手艺/技艺的物质载体在博物馆展示语境中被很大程度地“物质化”了，而“手艺人”，作为非遗文化与传统技艺价值的核心载体，却越来越边缘化。因此，在讨论博物馆空间非遗文化的展示手段与技术同时，更应该关注和反思这一展示体系所的价值观，并尽力对手艺人做出“补偿”。
工作坊在圆桌讨论中接近尾声。首先，中山大学特聘教授陈志明老师对会议进行总结，各专题的召集人以及部分与会学者参与了圆桌讨论。陈志明教授指出，各专题报告田野调查丰富多样，并依据自身的学科背景提出不少新的概念与研究径，但理论反思仍可继续跟进。STS与社会理论的探讨，体现出知识之间的转换生成，以及科学和非科学的并置与整合，在当今学科越来越分化的情况下，学科之间的整合非常重要。而社会、文化与生物的结合，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技术、物质性与媒介文化的探讨，使我们得见另一学科视角的解读，特别是网页、电子邮件等术语运用背后的媒介考古，以及信息时代的各种行为习惯对身体实践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外卖送餐、电动车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分析，都非常有趣，且颇具深意。关于区域、边界与流动，则提供有效的比较视野，推动我们进一步对不同的边界，边界的形成，以及边疆、边境与边界的互构展开讨论，当然，这需要连续到具体的现象，如跨境婚姻、贸易、工作等等，建立更为丰富的边境叙事。至于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首先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息息相关，非遗与旅游开发都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手工艺传承需要考虑适应当下的社会。而传统工艺注重与自然的关系，就能配合环保的，此外，手工艺中所谈到的工匠，其实也是专业的具体表现，值得进一步思考、学习。
在以专题为基础的讨论中，赖立里首先解释了STS的两种径，即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与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这也涉及研究的定位，前者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在后者的研究中，社会本身成了反思的对象。拓展开来，STS对反思当代社会非常重要，比如，中医如何在追求科学的背景下寻求与科学平等的地位。接下来大家讨论了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人类是不是世界的中心，科学和非科学从来都是同时出现的，重点是谁来定义“科学”，而在的世界，教的地位又由谁来替代？而这样的思考，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世界究竟是怎样一个存在。如今，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结构影响很大，生物学可作为跨界的知识生产，实验室中也可以生产艺术，科学、艺术和教可以有交融的地带。
在技术、物质性与媒介文化的讨论中，曾国华谈到专题召集的初衷，知识生产如何影响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对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而言，跨界的基础在哪？能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研究和人类学又如何连接？在不同学科交流时，有必要先做基本的铺垫，再引出相关的理论对话。张文义指出，物质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摆脱以人为中心，也是可以进行跨学科对话的领域，我们可以探讨作为生物体的身体的物质性及其与外在社会的互动，也可以讨论糖如何改变的社会结构和个体的生物性状。于此，关于作为物的电瓶车的讨论，也可关注电瓶车如何改变我们身体，而非仅仅将电瓶车当做工具。段颖强调了跨学科的必要性，不同学科的碰撞能够带来很多新鲜感，打破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如将研究中涉及的新现象、新径运用到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与理论拓展之中。
区域、流动和边界的探讨，则以zomia在经验现实与理论对话的可能性开始，边境地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论域，涉及区域生态、人文地理、经济、国家建设等宏观议题，同时也是一个意涵丰富的生活世界，充满各种各样因跨国流动、族群互动而产生的边境叙事。因此，研究边境地带与在边境地区做研究，可以同时展开，在边境地带观察人、物关系，既可探讨国家主权、身份，也可理解边民的生活世界。同时，更需要聚焦于问题导向，研究问题决定了“边界”的意义，如果研究“物”的流动，那就不要让“边界”“物”的思考。再者，现在国家的概念和影响如此重要，究竟还需要在哪一层面继续讨论Zomia？
人类学如何迈向公共领域，可以在人类学之外做些什么？这是手工艺专题组引入的话题，罗攀指出，不同学科要打开边界，而博物馆则是最需要打开边界的地方。以手作为例，太多展览关注“人文的温度”，或者手作的艺术性与技术性。但博物馆作为多元接触的知识生产空间，更有责任去呈现手艺背后的深层次的知识。当前博物馆领域要更好的呈现“物”与物质文化，必须超越“陈列”，寻求策展与设计思的结合。而对于艺术家、人类学者“介入”乡村建设的议题，张晖强调，人类学不会太过强调艺术的本体性，而是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回到当地生活之中，这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过程。而关于手工艺的影视记录，陈学礼指出，影像手段虽然为手工艺的记录提供了多元、动态的手段，但记录就是记录，有其自身遵循的准则，则取决于受众，目的不同，最后的呈现也不一样。而所谓真实，更多是在互动关系中展现出来的状态。最后，大家总结了博物馆人类学探讨中的一系列关键词：尊重、重塑时间性、看与被看、对话、多元情境性以及不同形式的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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