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下午，在郑州举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上，首届新闻学期刊优秀论文评选揭晓，单波等16位作者撰写的10篇论文榜上有名。
评选由国内新闻学界四大学术期刊《新闻与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新闻大学》和《与社会学刊》共同发起，由国际中华学会组织专家评审，旨在为面临挑战的新闻学界提供学术研究的样板，促进新闻学科的发展。
发布会上，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与社会学刊》发行人黄煜教授介绍了本次评选活动的由来，国际中华学会会长、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与信息学院教授周树华先生介绍了评审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研究所所长、《新闻与研究》主编唐绪军研究员了优秀作品名单及评审意见，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现代》原主编胡智锋教授为优秀论文的作者颁发了证书。
单波、冯济海撰写的《学理论是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发生联系的？》，载《新闻大学》2016年第3期。
本文把握学史和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从传统主流学、研究和媒介技术文明等三个方面梳理并建立学说中的社会元素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联。作者了主流学以及“媒介研究”等研究次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或间接的、甚至是“隐蔽和迂回的联系”。这是本论文最主要的理论贡献。
郭恩强撰写的《概念、语境与话语：“小骂帮大忙”使用之流变》，载《新闻大学》2016年第1期。
本文对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小骂大帮忙”的历史沿革做了非常详实而充分的回顾，文献研究细致透彻，分析鞭辟入里。作者在描述性陈述事实的同时，能够将“小骂大帮忙”这一概念放在框架理论(framing)的背景下进行了一番尝试性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
郑雯、黄荣贵撰写的《“媒介逻辑”如何影响中国的？——基于40个拆迁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载《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4期。
本文以媒介逻辑作为核心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媒介逻辑如何共同作用于这一特定的社会活动。作者采用了模糊集（fuzzy set）比较研究方法，对发生于2003-2012年间的40个拆迁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媒介的内容逻辑比技术逻辑、制度逻辑更具影响力，但内容逻辑的影响力镶嵌于而不完全于制度。本文是模糊集比较研究方法在媒介研究方向的有益尝试。
本文研究的是新闻业转型语境下的怀旧话语实践，特别是其中出现的“黄金时代”叙事。作者通过分析纪念、个体离职、组织纪念日、丑闻危机等场景下的怀旧文本，对“黄金时代”这个怀旧现象进行了描述、归纳和总结，并以此映照新闻业自身的变革。论文角度新颖，行文流畅，对研究新闻业的叙事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素材。
本文抓住了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互联网时代的治理，以清晰的条理从社会、社会心态、社会结构三个维度对之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建构了以社会为表层，社会心态为中层，社会结构为底层的中国治理的三维框架，为新形势下的治理提供了新思。
本文从与同一的角度对进行了界定，并将划分为宣传、沟通、营销三种基本形态。据此，进一步探讨了三者在时间及空间意义上的交融关系及运行模式。作者提出的以各种形态为核心的不同运行模式有一定的新意，对通过实现国家治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袁艳撰写的《电视的物质性与流动的——来自两个城中村的媒介地理学观察》，载《新闻与研究》2016年第6期。
本文对城中村居民使用电视的情况进行了独特的人类学方法的观察，所选取的角度非常新颖。流动性的理论和经验也直接连接了三个田野调查的主要研究问题。文中“流动性”的理论支撑非常多面，且多从人类学背景出发，是对学研究方法的拓展，值得鼓励。
黄旦撰写的《：1903年的〈苏报〉——媒介化的视角》，载《新闻与研究》2016年第6期。
媒介化是指不仅仅报道，而且由于其在社会中的特殊角色和功能，能够改变的。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视角，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缜密分析，论证了《苏报》的媒介化，介绍了《苏报》在20世纪初的学界风潮中的作用，以及它是如何改变和形塑的。作者发掘和展现了中国现代报刊史上不同凡响的华彩篇章。
哈什·塔纳加、吴晓撰写的《防火墙真的让中国与世了吗？从整合互联网屏蔽和文化因素的角度来解释网络用户的使用习惯》，载《与社会学刊》第35期。
本文通过对全球 1000 个最流行网站的用户数据进行分析，构建了一个以网站为节点的社会网络，并对网站中的用户重叠行为加以分析，发现影响文化市场形成的主导因素是语言和地域性。大多数情况下，两个因素相互交织，协同作用。相较之下，防火墙显得并不太重要。这一研究从技术的角度对一直以来的“防火墙”与用户屏蔽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讨论。具有很大的性。
本文采用“历时研究”的方式，通过对三十余年来的研究进行梳理，将该领域的研究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试图从纷繁的、变化的研究文献中整理出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特色。这种阶段的划分和脉络的归拢使该领域研究的进变得更加清晰，增进了我们对该领域和该理论在学界发展情况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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